一项2006年伊朗40名儿童试验被指左右了氟西汀儿童抗抑郁证据，剔除后疗效优势消失

研究者发现，2016年《柳叶刀》荟萃分析与2020年《柳叶刀精神病学》荟萃分析认为氟西汀优于安慰剂，而2021年《Cochrane系统评价数据库》荟萃分析仅发现氟西汀相对安慰剂有“微小且不重要”的优势、且可能不优于其他抗抑郁药，这一分歧可归结为是否纳入2006年伊朗发表的同一项临床试验。 此前这些荟萃分析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并未被明确归因到单一试验；该研究把分歧定位到一项具体研究上，并重新运行2016年和2020年的分析、剔除该试验数据，报告氟西汀的突出获益随之消失。 证据来自对既有荟萃分析的再分析，而非新的临床试验；文中未给出再分析的具体效应量数值，也未提供样本量、置信区间或统计检验细节。

被质疑的2006年试验报告氟西汀相对去甲替林（nortriptyline）具有极大优势，其效应量大到在生物医学中前所未见；共同作者Martin Plöderl形容这是“只有问人们更喜欢巧克力还是粪便时才会得到的效应量”。 该研究把这一异常效应量作为判断试验不可信的核心依据之一，并指出没有其他氟西汀治疗儿童抑郁症的试验报告过接近该量级的效应。 依据是效应量的异常程度与其他试验的对比，属于研究者对数据合理性的判断；文中未列出具体效应量数值。

研究者指出该试验的数据报告方式不合常理：服用氟西汀组中每名儿童抑郁评分的变化幅度相似，服用去甲替林组也是如此，而这种整齐一致的变化在临床试验中很少见；试验也没有描述伦理审批过程。 这些具体的数据形态与伦理报告缺失，被作为支持将该试验从证据基础中剔除的补充理由，而不仅是笼统的“质量差”。 属于对已发表试验报告内容的核查与解读；文中未提供原始数据表或统计再分析结果。

基于上述分析，Plöderl、Naudet等认为该2006年试验应按Cochrane新引入的“不可信试验”评估协议从氟西汀证据基础中移除，并呼吁指南委员会复核推荐意见、权衡用药是否仍可被证明合理；但他们并未呼吁临床医生停止为儿童抑郁症处方氟西汀。 Cochrane近五年因担忧有缺陷试验的影响而建立了评估试验是否“不可信”并可将其排除出综述的协议，该研究把这一新协议应用于氟西汀儿童用药证据，并明确区分了“指南复核”与“停止处方”两种主张。 这是研究者的立场与建议，而非新的临床结局证据；文中同时记录了2016年和2020年荟萃分析共同作者Andrea Cipriani的回应，他同意2006年试验数据存在问题，并说明当时团队讨论过该试验、但在缺乏现行协议的情况下找不到排除依据，且已在附录中提示偏倚导致对氟西汀结论“极低”信心。

该研究面向的是证据合成与指南制定环节：它重新运行2016年和2020年的荟萃分析并剔除2006年试验数据，为指南委员会、系统评价作者和Cochrane等证据机构提供复核依据，适用于儿童青少年抑郁症药物治疗推荐这一具体情境。它并不提供新的临床试验数据，也不构成对临床医生处方行为的直接指令——作者明确没有呼吁停止为儿童抑郁症处方氟西汀。对读者而言，其价值在于说明当一项试验被判定不可信时，证据基础会如何变化，以及现行协议如何让这种剔除变得可操作。

文中未给出再分析的具体效应量、置信区间或统计检验结果，因此“优势消失”的定量幅度无法从现有文本判断。被质疑试验的作者未回应研究团队、预印本及Nature的置评请求，期刊出版方MedKnow表示已请编辑团队调查并预计因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而延迟，调查结果尚不可知。此外，2016年和2020年荟萃分析团队当时已在正文与附录中提示方法学质量差、偏倚风险及对氟西汀结论“极低”的信心，这些提示在多大程度上已被指南制定者纳入考量，仍是一个开放问题。